郭蘭英的「味兒」是怎樣煉成的

經過郭蘭英創造性演繹，《婦女自由歌》《夫妻識字》《翻身道情》《北風吹》《恨是高山仇是海》《清粼粼的水來藍盈盈的天》《我的祖國》《南泥灣》《人說山西好風光》《八月十五月兒明》等歌曲成了經典，成了70年新中國有聲的歷史。贠恩鳳、萬山紅、閻維文、張也、王宏偉、劉和剛、雷佳、吳碧霞、王麗達、高鵬、呂繼宏、方瓊、王二妮等歌唱家再次唱起這些歌，大螢幕上介紹著郭蘭英的成長和藝術成就，著名歌唱家郭淑珍、李光曦、胡松華、鄧玉華、李谷一也登台表達了對郭蘭英的敬意。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謝芳親自跑來獻花，著名畫家楊先讓、著名舞蹈家陳愛蓮、著名歌唱家王玉珍等，都到現場並表達了祝賀。胡松華親自書寫了一幅書法作品「唱作念舞塑英烈，聲美情深揚華帆」贈送給郭蘭英。

一位老藝術家說：「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在中國歌壇上，蘭英依然代表著民族聲樂藝術的最高成就。蘭英同志是大家，是高峰，她以獨具的光彩映照著音樂藝術的大千世界。」一位詩人說：「我愛她的歌聲，這歌聲來自民間，有剛犁開的泥土的氣息，好像烈火一樣熾熱，唱出了苦難和抗爭。她的嗓子是用金屬薄片制成的，從心房里發出的聲音準確、悅耳、使人振奮，嘹亮的歌聲露珠一樣的圓潤，百靈鳥在啼囀，清清的泉水流在山澗……」

郭蘭英的歌「有味」，有什麼味？中國人的味兒，中國大地上的味兒！

那麼，郭蘭英的「味兒」是怎樣煉成的呢？

枕著腿睡到半夜，師父來敲打「換腿」

腿在哪里？

因為貧困，幼年郭蘭英唱了戲。身材矮小上不了舞台，需要大人在身後拤住腰抱上舞台。身子沒有道具木刀高，垂直提刀的小胳膊需要用勁抬起，才可以使刀尖不著地，一不小心，刀尖就碰住台面了。郭蘭英邊學邊實踐成了晉劇班的一員，她回憶道：「才四五歲吧，跟著我師父在農村里頭演出。唱完一個，等下一個台口。有台口，就繼續趕路。師父把我都放在驢上，騎著驢，兩邊都是服裝道具，還有被子和什麼。我坐在中間，鋪一個褥子，坐在上頭。一開始跑丫鬟、才女，是龍套，但沒打過旗子。六歲的時候，演小武生，我拿的那個刀啊，比我個兒都高。倆小孩一起站著，下邊嗷嗷的，挺喜歡的。演《武松殺嫂》，那刀差不多比我還高，刀立在這兒，我的腦袋在這兒，但是觀眾特喜歡。我特認真，我自己也挺帶勁的。一開始是刀馬旦，我能翻跟鬥嘛。」

師父要求睡覺的時候，枕著腳，就是把腿掰到背後，腳枕在後腦勺下。88歲時，郭蘭英一邊比劃一邊講：我為什麼現在還能這麼走？我的腿是練出來的。小時候，練功，晚上枕著腳睡覺的，把腳翻起來翻到後邊，睡覺。前半夜左腿，後半夜師父用棍子敲：「換腿換腿。」整條腿拿下來的時候，都沒有知覺了。心里問：「師父，不是自己的腿啊！」左腿已經沒有知覺了，一點一點下來。師父說：「快點快點，我還要睡覺呢！」然後再把這條腿弄上枕著。五點不到就又敲，起床了。……這師父不容易啊，他也不能偷懶。

兩個小時睡覺外，一天都在練功

到了太原，郭蘭英的新師父是「九二師父」張春林，按照《晉劇百年史話》口述人王永年的推算，九二師父出生於1886年，即丙戌狗年，大清光緒十二年。他教郭蘭英的時候，56歲了。郭蘭英回憶說：

每天清晨四點就空著肚子到野外去練聲。開始並不大唱，而是「喊嗓子」。師父教我們喊「唔」和「啊」（唔是閉口音，啊是開口音）兩個字，「唔」字發音時由小肚子（實際上就是一種胸腹相配合的呼吸法，並非把氣吸到小肚子里去）經鼻腔共鳴再從嗓子里出來。「啊」也是從小肚子出發，但沒有鼻腔共鳴，是圓的。喊「唔」或「啊」字時，也有高低音的變化，但極簡單，喊了十分鐘到二十分鐘之後，嗓子里「熱火」了，就是「潤」了，再下去念道白。道白的聲調比唱低，比說話高，每一句道白中，有高有低，有強有弱，作用是練聲音又練字。我初學時，常練的一段道白《三娘教子》。念到「出溜兒」（即嗓子眼滑了）時就好了，接下去才用戲中的腔調來練習；喊嗓子和念道白是為練唱作了很好準備。當時不管身體好壞，我們每天不間斷地總要有三四個鐘點的練聲。

師父教唱，主要根據徒弟的具體情況，鼻音太重的，就光念道白，位置不對時也不許唱。每人的毛病不同，每天的情況也常有變化。我們有好幾個師父輪流教，但方法是統一的，所以雖然換了人，也並不妨礙教學。

聲音要能運用自如，須掌握幾種位置，即：靠前、靠後、靠里、靠外、中音，及「腦後摘筋」（指頭腔共鳴）等等。靠前音不用小肚子發，而是逼在前面的（「噯」）。中音是小肚子出來的，因運用底下的氣頂上來，所以最圓潤充實。「腦後摘筋」是把聲音繞到腦後去（唱「一馬離了——」）。這幾種聲音，不能單用一種，主要是綜合起來運用，雖然位置不同，發音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北方冬天的早晨，寒風凜冽，郭蘭英一樣去到海子邊。師父要求蘭英伏在冰面上練聲，直到把堅硬的冰哈出一個洞來。即使刮著大風，飛著雪花，都得張大了嘴，對著風，對著雪喊嗓子。有時候身體不舒服，有病，也必須堅持不懈地練。

早上四點到八點，海子邊練聲四個小時。回到院子里，是兩個小時練習武功的時間。早晨這六個小時結束後，才能吃早飯。早飯之後，大約十點到十二點，練習勾嗓子。中午過後，需要練習「吊嗓子」。一天中的第二頓飯，吃得比較早。晚飯之後的時間，要聽師父念戲。因為那時候戲班子里的師徒都基本不識字，師父的戲文都記在肚子里。於是，師父一句一句教，蘭英一句一句記，全是口傳心授。晚上有時候還要到戲園子里演出，演出結束回家，一般都到了夜里12點了，等睡下，就更晚。有時候，真正休息睡眠的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睡覺的兩個小時也不消停，枕著腿睡，再換了腿繼續枕著睡。這日子全是和身體較勁。這就是一個學戲孩子的一天，這樣的生活至少持續三年。為了未來成為「金玉」而非「土泥」，做著好夢的孩子們必須忍受這番苦。老話說「不吃苦中苦，難得人上人」。盡管許多孩子終其一生沒有成為「人上人」，但在少年時候，也不能不吃苦中苦。

至少，郭蘭英是這樣過來的。

轉折，發生在1946年

1946年，在張家口，成為晉劇「頭牌」的郭蘭英與新歌劇《白毛女》相遇了。郭蘭英說：「我在張家口演晉劇，滿城都給傳開了，說《白毛女》怎麼好怎麼好。我因為天天在演出，所以沒有時間看。有一天，我只演一個比較短的折子戲《血手印》，在最後壓軸的。之前是班上其他演員的折子戲。這期間大概有兩三個小時，我就趁這個機會跑到人民劇院，好像是一個電影院去看了《白毛女》。」

她後來在《革命藝術對我的影響》一文中說：

我早聽人家說《白毛女》是個很好的戲，是個「歌劇」，歌劇是個什麼樣的東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沒有機會。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興沖沖地跑去看戲。戲一開頭就「拿」人……說實在的，這時候我已經演過幾年戲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樂都是演員表演出來的，所以我看戲一般是不那麼容易激動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卻怎麼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邊看，一邊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淚。

我們戲班那邊前面唱的帽兒戲快完了，該我上戲，我還沒有回來，演員就把戲拖得挺長，到《白毛女》第一幕完了，我才趕回戲班。大家一看，我哭得像個淚人兒，眼睛都哭腫了，以為我出了什麼事，圍著問我，我卻什麼話也講不出來。這時前邊已敲起了鑼鼓等我出台，只得匆匆抹了兩道眉毛，化了個素妝就上台。那天的戲根本沒有演好，不知怎麼搞的，本來要演一個多鐘頭的戲，我四十多分鐘就趕完了。心里一個勁兒惦記著那邊的《白毛女》。也沒顧上把黑眉毛擦淨，把紅嘴唇抹掉，就往那邊跑。還好，趕上了最後鬥地主那幕戲。

郭蘭英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一開始覺得還好，看著看著就看進去了。尤其是楊白勞喝了鹵水，死了。看到那時就不行了，哭得我受不了。我定在那兒，想走，雙腿走不了，差一點兒誤了自己的演出。看完演出，我回去怎麼也休息不好，心里頭總是想著《白毛女》。我心里就有了一個打算，這才叫演員演戲，這叫真戲，演員演的真戲，所以我就特別喜歡《白毛女》。」

1946年10月，中央戰略轉移，暫時撤離張家口。部分戲曲演員加入八路軍的劇團隨軍撤離。郭蘭英回憶說：「我們要往出撤退，因為國民黨要進去。等張家口撤退的時候，我就參加了革命。那時候我就很堅定，誰勸我也不聽。」

當時她在同德戲院演山西梆子，經理、班主都是趙步橋。郭蘭英不想幹晉劇了，趙步橋堅決不肯讓郭蘭英離開。郭蘭英已經被《白毛女》所召喚，心再也留不在戲班了。每天演舊戲，咿咿呀呀的，她不喜歡了，一點都不喜歡了。對舊戲班，她感覺到沒有任何一點值得留戀的地方。她堅決不演舊戲，不演才子佳人了，她要演新戲，演像「喜兒」這樣的角色。

非常昂貴的整套行頭，三箱子行頭，穿的衣服，三副頭面面飾中一套是銀子做的。郭蘭英說不要就不要了。她說：「全扔了，這都是我自己的。因為部隊里頭沒有這個，也不演這個戲，我帶著那個行軍，人背著背包都是一個累贅，再帶箱子根本不可能，所以全扔了，整個都扔了，不要了。」

沒有辦法說服郭蘭英留下，趙步橋就問：「你那麼多東西怎麼辦？」

郭蘭英說：「不要了，都給你們吧。」

母親劉福榮也不同意女兒的決定，她說：「你去幹什麼？你是唱舊戲的，人家是演現代戲的。還有，你說話完全是山西的味，人家能聽懂嗎？」

郭蘭英說：「我慢慢兒就改了唄。」

劉福榮又說：「革命隊伍里又爬山又走路，每天得要行軍走路，你哪兒成啊？你又沒有走過，我呢，我就更不行了，怎麼辦呢？」

不管母親怎麼勸說，郭蘭英全然不聽。她回憶說：「反正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我要是認準了，你再說我也不會聽你的。沒有辦法，母親只好跟著我，一塊參加了革命。」

拔掉金牙，寫好「黨」字

郭蘭英參加了華北聯合大學文工團，革命了，到了老解放區，但她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因為她沒有上過一天學，怎麼能寫得了「郭蘭英」三個字？尤其未簡化之前的「蘭」，非常難寫。進入革命隊伍，要登記，寫簡歷，郭蘭英都不會，一個字都不認識。

這可怎麼辦呢？別人代替她寫，最後由她簽字。可是，簽名也不會啊！

於是，學習文化，就從學寫自己的名字開始。郭蘭英回憶說：主管上派了四個先生教我。一個是學文化的，一個是識譜的，一個是講革命道理的，還有一個是排練新演劇目的。挺好的，我自己就開始學了。開始寫「共產黨萬歲」，我就先學「共產黨」三個字。就這樣在革命隊伍里頭學的文化。還有表演，大課、小課、個別課，就這樣跟著隊伍一塊兒上。

從16歲長到18歲，郭蘭英全心全意學習文化知識。她回憶說：一早起來就扭秧歌，到七點鐘上課，每天都是這樣的日程。倒是挺好，你說累吧，也不算輕鬆，也夠累的；你說太累吧，那時候年歲小，才16歲，也不覺得。反正就高興，特別高興。好不容易參加了革命，成為革命隊伍里的一分子，多光榮啊！那個時候我自己覺得特別幸福，革命救了我，培養了我，教育了我，讓我從一個舊藝人，轉變為新文藝工作者，多光榮啊？

「喜兒開門！」這是《白毛女》中楊白勞的一句簡單的台詞，但到了郭蘭英嘴里，立刻成了：「喜兒開蒙！」夥伴們見了她，專門打趣：「喜兒開蒙！」

學說一句台詞，文工團的夥伴就笑話郭蘭英，前後鼻音不分。大量的前後鼻音的問題，郭蘭英意識到了，就努力改起。學戲，她本身有非常好的語言天賦。但一個字一個字改，並不是容易的事情。郭蘭英回憶說：可吃了苦了，人家都瞧不起。一開始參加革命，大夥都笑我說話，我是雜的很，又有平遙話，又有汾陽話，又有太原話，還有張家口話。在張家口兩年，後來參加革命，亂七八糟的，人家說你怎麼一會一變，怎麼回事啊？我自己都不覺得。最後就統一，統一到普通話。

70多年的藝術實踐，郭蘭英歌聲最魅人的地方是「味兒」，「味兒」是哪里來的？2011年《中央音樂學院學報》第4期刊發了學者錢茸《原文唱詞在歌唱中的地域性音樂價值談——唱詞音聲說三探》。作者從語言學的角度，階段性地，或者說歷史性地破譯了「郭蘭英魅力密碼」。錢茸說，長年浸淫於山西戲曲環境，郭蘭英的嗓子有了某種「基因記憶」，從而形成了發什麼音「最舒服」的感覺。她的喉舌形成了對「味兒」的潛在判斷力，這種判斷可能比她的腦更準確。所以，即使她本人願意學習某種新東西，或者去模仿另外一種聲音，但是，這些聲音從她的嗓子里出來的時候，她的「喉舌」進行了一次過濾，依舊會回到「郭蘭英的味兒」上去。這顯然不是說郭蘭英沒有學習能力，而是她具有一種超能：把天下味兒，變成「我的味兒」。錢茸在文章中說：郭蘭英是一位極有聽眾人氣的歌唱藝術家，網上有人稱她為「不可超越的郭蘭英」，意思是，她的歌唱，有一種讓人無法模仿的魅力。西北語言並不像藏語或閩南語那樣擁有大量鼻化音韻母，卻擁有一個極富魅力且使用頻率極高的鼻化音[ε]。郭蘭英的演唱中，突顯了[ε]韻對她的特化作用。關鍵在於，有些歌曲與西北毫無關係，如電影《上甘嶺》里的《我的祖國》，她仍然把歌詞中所有的[an]，讀作[ε]。不僅如此，她在歌唱時還盡可能把[ε]的讀音感覺滲透到其它字韻里，使之成為一種吐字的整體風格。聽眾全然接納了這種不用純正普通話的郭蘭英風格。後來有人試圖用美聲或學院派民族唱法演唱《我的祖國》，聽眾反映都不及郭蘭英原版，大家只認郭蘭英的「那個味兒」。

郭蘭英在「戲」與「歌」之間找到的「味覺」平衡點，已成絕響。《為人民歌唱——中國樂派聲樂大師郭蘭英藝術成就音樂會》是否可以喚醒人們對郭蘭英的認真研究，中國樂派人人都能有更多自己的「味兒」呢？

本版文並供圖/劉紅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