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想讓自己像器物一樣，在使用的過程中產生美，不造次，讓人感到舒適，踏踏實實地使用出一個善良、幽默、頑皮、狡猾的汪涵。
「不懂規矩」
2012年初，汪涵當選湖南省政協委員不久，就「調動」了長沙市長陪他開會。
當時，長沙挖出一段八百多年前的古城牆。汪涵認為它應該全部原地保存。該地開發商把古城牆圍了個嚴嚴實實，鐵門只留了一條縫，眼見一百二十米長的古城牆可能被整體遷走，汪涵坐不住了，帶上政協委員的證件闖到工地，「我說我是政協委員，請你把門打開，我要看一看這個城牆到底有沒有被你們毀掉。」後來，他笑說自己那時剛當政協委員，證件放在口袋里發燙，老想拿出來亮一亮。
為了保住古城牆，汪涵還拉上了他熟識的時任長沙市長張劍飛，與一批建築專家、媒體記者和市民代表開了一次現場辦公會，並直接形成一份要求原地保存古城牆的報告，遞交國家文物局。最後的處理方案照顧了各方的意見：其中一段極具代表性、約二十米長的古城牆原地原貌保存，剩餘部分切割遷入博物館。
汪涵很享受，發現原來還可以幹這樣的事，他並不知道這麼做是「不懂規矩」，「按理說是應該有三個以上的政協委員，提前通知當地的政府或開發商，說我們哪天要來，然後他們必須予以接待。我那個時候年輕氣盛，從政的時間非常短，就覺得這事怎麼能行呢？直接拿著一個證，冒失地闖進人家工地去。」他更不知道文物保護有「兩利原則」：一是利於城市的開發與建設，二是利於文物保護。不能只偏向其中一個。
但這件事給了汪涵一個信心——給自己的單位湖南衛視寫提案。這一點，他是湖南衛視「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說，湖南衛視是湖南的衛視，不是湖南衛視的衛視。「也都是不懂規矩。就覺得湖南衛視收視率這麼好，為什麼每年不做一個戲曲晚會呢？湖南有這麼好的戲曲。湖南衛視不就是讓全世界看到湖南最好的東西，讓湖南看到全世界最好的東西嗎？」
汪涵曾特別希望把湖南衛視的零點檔用來做更具文藝底蘊的節目，講姓氏起源及背後的文化、做西方音樂賞析、講中國的手藝人，諸如此類。
這個心願落空了。「這是台里整體的考慮。說實話，做零點檔，重播收視率都不低的，比如說在零點重播《我是歌手》，收視率怎麼會低呢？肯定比我做的那個節目收視率要高。」汪涵退而求其次，爭取讓湖南衛視從一年8760個小時中拿出一個半小時，給湖南的國家一級演員、梅花獎得主，做一台戲曲晚會。他感到遺憾，湖南有近20種地方戲，那些需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才能培養出來的梅花獎得主，卻沒有機會站在湖南衛視的舞台上。「王潮歌導演說她願意拿一塊錢的導演費來做導演，我說我可以只拿一塊錢的主持費來主持。」結果，事與願違。
陷在爭先恐後地追逐收視率的大體制里，汪涵作為一個娛樂節目的主持人，他覺得自己膚淺、無奈。好在湖南衛視和湖南衛視的主管，是膚淺環境里，所剩不多的「有格調者」，他們最大限度地讓汪涵做一些嘗試，包括允許《天天向上》做讀書節目、介紹湖南的戲曲、介紹中華地理和幾大菜系。
汪涵說，湖南衛視以前兩只腳都在綜藝和娛樂，現在他希望能再上去半個台階——一只腳跨在文化里，一只腳跨在娛樂里。「湖南衛視還是有情懷的，從台長到頻道總監都是學者型主管。在普遍追求收視率的大環境下允許《天天向上》這麼存在了八年，也允許我加入一些個人的喜好，挺感謝他們。」
幾年前，汪涵沒想做那麼多堅持，原本是決意「收攤子」退隱的，他的老師虞逸夫把他攔住了。「老師說，釋迦摩尼講法的時候才千二百五十人俱，你現在說話可以讓多少人聽見？你如果說的都是很好的東西，而且還有一部分人願意接收，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你應該更加努力，更有壓力，在你的話語當中裹藏一些善良的糖衣炮彈。我想，是啊，為什麼不？」之後，汪涵會刻意把自己平常讀書時感受到的好內容融在節目里。
娛樂圈里的學者
虞逸夫是功底精深的學者、藝術家，抗戰時期效力國民政府，在重慶，他辦公室與陳立夫的相對。內戰爆發，他準備隨國民黨退居台灣，走到長沙後不想再走，覺得做學問無論在哪里都可以。沒料到1949年建國後被捕入獄，進去的時候女兒四歲，出來的時候孫子四歲。
虞逸夫去世前，汪涵到醫院探望他。虞逸夫第一句話就說：「你再不來看我，我就要死了。」汪涵愧疚地差點跪在地上。
師徒倆最後一次對話，奠定了汪涵未來一生做學問的基礎。虞逸夫臨終前囑咐他，要做好「小學」功夫。
汪涵告訴《中國慈善家》，中國傳統的「小學」功夫、所有學問的基礎就是音韻、訓詁和考據，首先要知道某個字正確的讀音，第二要知道它的正確寫法，還要知道它的本意。像「大」字，本來的意思是一個跳舞的人，「舞」本來的意思是巫，最開始跳舞的人都是巫師。
因為汪涵喜歡說方言，虞逸夫替他選擇了音韻作為主攻的「小學」基礎。「老師說，真正的大學問家，如果沒有‘小學’的基礎，很多學問都是站不住腳的，你不要以為朱熹很了不起，他的‘小學’功夫不見得精深。中國真正出大學問家的，反倒是民國，考據功夫極其紮實，一大批的經史學家、考據家。」
之前，虞逸夫給汪涵布置的作業是先讀四書，後讀佛經，接著讀老莊，最後再用《易經》總領。這與汪涵給自己定的軌跡相合，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讀書的想法就是以儒克行、以佛養心、以道養身。
等到一頭紮進音韻的學問，汪涵赫然發現音韻是所有學問中的絕學。雖然考據和訓詁難度大，但有大量的史料可供參考，文字的變化也有跡可循，可是古人說話的聲音已經消失了，一個字的讀音正確與否，幾乎無從佐證，「所以它是個絕學，非常非常難。」
方言，成了汪涵做音韻學問的資料庫。「《論語》中‘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小人怎麼證明是小孩呢？上海話里，小人和小孩發音相似，就可以相互佐證，我覺得這個就很有趣味。」
湘江北上
從那時起，汪涵遍訪湖南籍的方言專家，又出資組建專業團隊，於2015年正式啟動湖南方言調查「響鷹」計劃（以下稱「響應」計劃）。未來五到十年，該項目團隊將分赴湖南53個城市做田野調查、搜集素材，再製作成影像產品，建立龐大數據庫。初期465萬資金全部來自汪涵個人。「我還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總結出一套高效保護、保存方言的模式。現在大量的方言保存工作都在象牙塔，很多人甚至沒有意識到方言保護的意義到底有多大。」
汪涵興奮地描述他的一些新想法：追蹤長沙市一個家族一百年的語言變遷，做成系列的語音展覽。「響應」計劃還將出版系列叢書，汪涵以主編身份出現，他本人也會選擇一到兩個研究課題，跟著專家去做調查。現在，他正在補專業知識，以免自己太無知。
他還想出一本關於語言的書，把能看到的漢字本字及它在古漢語中的發音都寫出來。書名他都已經想好了，叫《有言在先》。這是一本只關乎興趣的書，也是汪涵用來調和自身「溫度」的工作，「跟自己沒有什麼關係，就想做一點學術，我覺得那個有趣。我們的生活每天都太紛繁了，我為什麼要選擇做語言啊？語言學是最冷最冷的，我的（主持人）工作是最熱最熱、最火最火的，如果不做一點最冷最冷的東西，會火到被它化掉的程度，火化了基本就⋯⋯」
汪涵嫌自己娛樂節目主持人的身份太膚淺，希望將來以學者的身份跟世界告別。好在汪涵的太太願意用真金白銀支持他的「任性」。做「響應」計劃之前，除了太太，汪涵沒有跟任何人商量。下定決心後，花了一年時間搭班子，請來幾十名湖南籍的方言專家就開工了。
這是一個尚不見底的「窟窿」，465萬元「砸」進去也不足以支撐整個項目周期。「田野調查會有很多不確定的事情，如果後期我們想把它標註到聲韻母的級數，就得請專門的人，據說還蠻貴的，一個小時幾千塊錢。總有一些地方讓人想像不到，因為你越做越想做得更好，越做越覺得時間的殘酷性會增加項目的珍貴。你希望對得起珍貴這兩個字。」
項目組有人提議向政府申請專項資金，汪涵沒有采納，他覺得那個過程太冗長。
由於父親是江蘇人，母親是湖南人，汪涵經常以「江湖兒女」自居，他的語言也呈現了「混血兒」的氣質——一段話里，以「野蠻」的風格開頭，又用「溫柔」的用詞「兜」回來，其實，表達的都是同一個意思。
「‘響應’計劃說做就做了，不跟任何人商量，自己掏錢，有錢就任性，怎麼著吧？政府也曾想有合作，我覺得不需要，我自己能來。」
「湖南的湘江是北上的（不是東去），天生有反骨，愛怎麼地怎麼地，幹了先再說。」
「心即是佛，把心修好了，依著善良的本心出發，就不會錯。心有慈悲之心、修悟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有這四個善端來支撐你這顆心的話，你能錯到哪里去呢？」
器物之美
但是，「響應」計劃能做到什麼程度，汪涵並不強求，他在乎的，就是做。這些年，他越發信奉慎獨，力求做最好的自己，相信行動的力量。他認為不能沒有陳天華這樣的人，也需要有「掃地僧」。
日本美學家、「民藝」之父柳宗悅曾說，人要有器物精神。汪涵想讓自己像器物一樣，在使用的過程中產生美，不造次，讓人感到舒適，踏踏實實地使用出一個善良、幽默、頑皮、狡猾的汪涵。「所以，做公益何必一定要成立巨大的基金會，召集很多朋友一起做？我都自己做，總歸會有人看到和感動，每個看到的人都會被幫助。」
遍地是非的娛樂圈讓汪涵感覺不適，他無意留戀聚光燈，恨不得低調得讓別人忘掉，只有這樣，才可以在不同環境中出入自由，跟隨自己的本心作為。
汪涵涉獵廣泛，通讀儒釋道，談及信仰，他說想做一名「物業管理員」。「我覺得任何信仰都是好的，人有了信仰就好辦，倒不一定是某一個宗教。所有的宗教集合在一起就是一棟‘樓’，每一個宗教都有特別美好的東西，我應該就是‘物業管理員’，歡迎所有人都到這個‘樓’里來，每一個離開的人我也送之以問候，送之以祝福。我比較自在的是，在這個‘樓’里，每一層我都可以去看一看，我沒有確定自己住在哪一層。」
（本文嚴禁東方頭條轉載！！！！！！！！）
專注在 兩性、愛情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