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人·第十六期｜張良：一輩子做董存瑞精神的傳人

加入 LINE@ 趣聞不漏接

編者按：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說：「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不僅源自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源自我們的文化積淀和精神信仰，更源自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產生的一切優秀文藝作品，以及創作這些作品的德藝雙馨的文化大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正值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懷揣對優秀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敬畏之心，人民網推出融媒體文藝欄目《見證人丨致敬改革開放40年·文化大家講述親歷》，邀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當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藝術大家，分享其求藝之路的藝術探索與思想感悟，呈上對改革開放40年文藝發展最具詩意的表達，通過有情感、有溫度、有底蘊的人物呈現，彰顯藝術作品的時代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本期節目帶您走近著名電影藝術家張良。本期節目帶您走近著名電影藝術家張良。從演員到導演，他將「董存瑞」精神貫穿於自己的藝術生涯中，把人民放在心上，深入大街小巷。「滾一身泥巴、做一番事業」，張良用光影記錄下他們在時代大潮中的沉浮變遷，勾勒出改革開放期間嶺南獨特的人文風光。

羊城十月，在霏霏的小雨中，我們來到了珠江電影集團，採訪電影藝術家張良。由於前一天有些感冒，張良的聲音並不十分洪亮，但語句中透露出來的鏗鏘豪情卻依舊令人肅然起敬。

「我的一生只幹了兩件事，一是當演員，二是當導演。」銀幕上的他，是舍身為國的戰鬥英雄董存瑞；銀幕下的他，將「董存瑞精神」融入到導演事業中——把人民放在心上，深入大街小巷，用光影記錄下他們在時代大潮中的沉浮變遷，勾勒出改革開放期間嶺南獨特的人文風光。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記者專訪電影藝術家張良，感受他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滾一身泥巴、做一番事業」的奮鬥精神。

「一輩子做董存瑞精神的傳人」

記者：您曾說過，您的一生有三個成功的選擇，其中就包括六十多年前您在電影《董存瑞》里成功塑造的董存瑞這一人物形象，成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記憶。在塑造這一英雄人物的過程中，讓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呢？

張良：《董存瑞》是在1955年拍的，到現在已經63年了。和董存瑞一樣，我15歲參軍；當年就參加遼沈、平津兩大戰役，當時郭維導演讓我去試鏡，看完試鏡樣片我就灰心了，我塑造的是英雄董存瑞，形象應該是高大魁梧的，但我本人又瘦又小，哪兒有英雄氣質？郭維導演告訴我，英雄人物也是生活在人民中間，是最普通的一名人民戰士，經過革命熔爐的歷練才成長為英雄的。這番話猶如給我打了強心劑，糾正了我的觀點，恢復了我的信心。

正式拍攝之前，郭維導演對我們說，我們要以董存瑞的精神來塑造董存瑞。因此，盡管當時條件很艱苦，我們得自己扛著行李下鄉拍攝外景，睡覺也是向老百姓借兩條板凳搭成一張床，但大家都懷著敬仰的心情向董存瑞學習，學習他的奉獻精神，全組一條心，沒有人喊累。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這場戲無疑是全片的重中之重，外景是在長春電影制片廠搭建的，非常像隆化中學前面的敵人橋形暗堡。董存瑞身為爆破隊長，很懊悔沒在戰前的偵查中發現這座暗堡，才導致隊友的犧牲，所以有了撕心裂肺的那句「炸了它！」為了總攻的勝利，在沒有架子的情況下，董存瑞毅然用身體做依托，舉起炸藥包，果斷地拉開了導火索。這一切過程，我覺得自己是全身心、憑著一腔熱血履行著一個戰士的職責。我理解董存瑞的理想：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建立新中國，因為這也是我們每一個解放軍戰士的願望。所以，每一個人都會像董存瑞那樣在危難時刻為祖國獻身，有了這樣的精神，我們才能去塑造董存瑞。

電影《董存瑞》劇照（資料圖）

記者：正如郭維導演所說，「以董存瑞精神去塑造董存瑞」。如果讓您用幾個字概括一下董存瑞精神，您會如何概括？您怎麼理解董存瑞精神？

張良：在我心中，董存瑞精神可以用這八個字來表示——舍身報國、無私奉獻。這八個字飽含了董存瑞對國家、對人民的熱愛。黨教育我們每一位戰士要為人民服務、把人民放在心里，任何艱苦的環境，任何困難我們都要克服，這是我們每位解放軍戰士必須應有的品質。

最讓我難忘的是2003年八月，我被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隊邀請參加紀念戰鬥英雄董存瑞犧牲五十周年活動，會後有很多人紛紛與我握手、向我敬禮，一個個都「自報」家門：「我是某年董存瑞班班長」「我是某年董存瑞連連長」，每個人都英勇偉岸，令我肅然起敬。他們說當年一入伍，第一課就是看的電影《董存瑞》，他們決心一生一世都做董存瑞的接班人，讓董存瑞舍己為民的精神世代相傳。這令我非常感動、非常難忘，我雖然老了，也要一輩子做董存瑞精神的傳人。

張良與《董存瑞》導演郭維（右）合影（資料圖）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曾說，要不斷推出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您扮演的「董存瑞」是幾代人心中的永恒經典，您認為在影視作品中該如何塑造英雄人物、講好英雄故事？

張良：在拍攝《董存瑞》之前，我是一位年輕的話劇演員，從來沒有拍過電影。起初，我在形象塑造中遇到了許多困難，在錄影機前我無法表達出董存瑞的思想情感。我心想，我要塑造董存瑞形象，也應該像董存瑞一樣，用一種頑強的精神來完成這個任務。於是我反復地閱讀劇本，在沒人的地方一個人偷偷地練戲。在董存瑞面前，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但也正是因為我在體現著英雄的形象，所以我必須像他一樣去生活、去戰鬥。

後來，無論什麼時候，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也沒有任何怨言，在工作中我努力在自己身上培養起英雄人物的思想品質，在影視作品中塑造好精神人物、講好英雄故事，讓觀眾在看過影片後，能感到身上增加了一種克服一切困難、沖開一切障礙的力量，讓英雄人物的精神力量鼓舞大家前進。

「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

記者：改革開放後，您從演員轉型為導演，是什麼樣的契機使您做出了這個決定？

張良：讓我下決心從演員轉行為導演，正是因為改革開放。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要讓中國人民富起來。此時我已經調到廣東了，在演過幾部戲後，我自認為都不太理想。隨後，我得知了深圳要建經濟特區的消息，覺得機遇來了，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火熱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去，要滾一身泥巴、做一番事業。

有種說法叫「演而優則導」，其實不是。當導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說來都會從當場記開始積累經驗，但我除了演員什麼都沒當過。當時珠影的廠長對我說，我可能是一位好演員，但不一定會是好導演，誰有好劇本敢讓我拍？這些話對我是一個刺激，我身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這個機會太難得了，我一定要改行。

之後，我和我的妻子王靜珠徹夜長談，我對她說，我不當演員了，下決心要改行當導演，不會的東西我可以學。她看我下定了決心，也毅然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動畫美術專業，和我一起轉型，她開始學習編劇。黨教導我們，到生活中去、向人民學習，改革開放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我們要抓緊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

張良執導電影《梅花巾》獲第七屆開羅國際電影節「金像榮譽獎」

記者：轉型當導演後，您拍了很多反映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影片，如1984年的《雅馬哈魚檔》，這是中國第一部以個體戶為主角的電影，更成為改革開放初期廣東經濟發展的「活廣告」。

張良：我最初看到《雅馬哈魚檔》原著的時候，一眼我就愛上了。主人公都是無業、待業在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醒了他們，讓他們走上了自力更生的新路，這樣的題材正合我意。此外，它寫的是廣州，我1972年到廣州的時候，還是一片蕭條，人們穿的衣服也是黑白灰，沒有其他顏色。但改革開放後，正所謂「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廣州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個體商戶如雨後春筍般成長了起來。我心里很興奮，非常希望能把改革開放這幾年來廣州所取得的新成就如實地放到大銀幕上。

在電影中，我傾力打造了兩個「新」。首先是影片的主人公「個體戶」，他們是改革開放造就的新人物，是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下廣州最先盛開的花朵，對廣州的經濟繁榮功不可沒。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我要講述他們的故事，樹立他們的形象，讓大家關注他們的生活；其次，我要全情塑造廣州、乃至整個廣東的新形象，當時我在廣州已經生活了十餘年，此前從未發現廣州如此之美。時代在前進，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我們電影人應該和時代同步，有責任去記錄、反映時代的腳步。

記者：回望改革開放這四十年，您覺得改革開放給您帶來了哪些機遇？您如何評價自己這四十年的藝術人生？

張良：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人生，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的張良。改革開放讓我完成了從演員到導演的轉變，進而讓我在導演的事業上有所作為。我創作的這些作品，從《梅花巾》開始，到《雅馬哈魚檔》《少年犯》《女人街》《特區打工妹》《龍出海》……所有這些作品的題材都源自改革開放。

有人說很佩服我，別人寫歷史題材都有參照物，但我沒有參照物，都是改革開放新題材、新事物、新生活。如果不踏足到這片土地上、不投身到改革開放的大潮里，又怎麼能看到這些人和事？我的作品好比是改革開放大潮里滾出來的一顆顆珍珠，把它們串起來，就是我和我妻子獻給特區的一條項鏈，是我們二人對改革開放的獻禮。

「生活是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說，「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紮根人民、紮根生活」。在多部電影拍攝前，您都親自前往各地體驗生活。「紮根人民、紮根生活」這一創作理念給您的電影生涯帶來了哪些感悟？

張良：習總書記精辟的論述，令我感觸很深。我們的作品要反映社會、生活、時代、歷史，必須深深植根於廣大勞力群眾的廣闊生活，必須在作品中結合人民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在我的電影生涯中，從演員到編劇到導演，所參與的電影作品，每一部都是從生活中來、從生活中提煉再進行藝術創作而成。生活是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這是真理。文藝工作者要牢牢記住這幾句話。

我是北方人，在拍攝《雅馬哈魚檔》前對廣州還不太熟悉，但我深知生活才是創作的源頭活水。因此，我當時走遍了廣州的街道，和廣州的鄰里百姓們深入交流，詳細了解廣州的過去和現在，了解這座城市的新舊變化，真正做到「紮根人民、紮根生活」。後來的《女人街》《特區打工妹》等，都是延續這條路，無一部不是從生活中而來。

電影《雅馬哈魚檔》工作照，持擴音器者為導演張良（資料圖）

記者：近年來現實主義的文藝作品越來越受青睞，您執導的《雅馬哈魚檔》《女人街》等影片均以現實生活為題材，深受廣大人民群眾喜愛。您認為該如何拍好現實主義題材電影？

張良：我拍攝的這些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是探索做到紀實性和戲劇性相結合的藝術風格。我很喜歡紀實美學主張的一些觀點，比如題材的日常性、人物要有雜色、環境要有生氣、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等等。同時又很喜歡傳統美學主張的主題要鮮明、人物性格要生動、情節結構要富於戲劇性……因此，我探索著把二者結合到一起，拍出紀實性和戲劇性相結合的影片，以追求更生活、更真實、人們更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

比如拍《雅馬哈魚檔》的時候，我發現每天清晨天剛亮就在白鵝潭的江面上聚集了上百條漁船交易，廣州的魚檔全到那里採購活魚。但我們絕對不能組織拍攝，於是就決定偷拍！經過多次實地演練之後，我讓演員混入漁船隨機應變、自由發揮，攝影機全部隱蔽起來跟蹤拍攝。我一摸鼻子，他們就開機。蒙蒙晨色、百條漁船，漁民的粗獷豪放，艙內鮮活的大魚，一沓沓人民幣，一筐筐魚過秤……就算廣州本地人，每天吃著活魚，也沒嘗過這樣的原汁原味！

一部優秀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應該有好的教育性，但不是單純地說教；有高雅的藝術性，但不是曲高和寡的高深哲理；能貼近現實、富有時代特點，真實地反映生活、反映新人物，給人以健康的情趣，這也是我自己的藝術創作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