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都不做，我只拍電影。
「我是一名電影工作者，我什麼都不做，我只拍電影。電影是我的語言和生命意義。」
面對自己熱愛的電影事業，伊朗導演賈法·帕納西除了傾註了才華與表達，更是以一身膽氣與伊朗政府反抗。
生在禁錮藝術創作自由的國度，就總要有顆沖破枷鎖的心。2011年，賈法將自己被囚禁在家中的生活，拍攝成為了自導自演的紀錄片《這不是一部電影》，並且將硬碟藏到了蛋糕中，托人帶出伊朗，並且在當年的戛納電影節上進行了展映。
此後他依然堅持創作，而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他在2015年創作，並獲得第65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的《計程車》。
在這部影片中，導演化身為一名計程車司機，穿梭在德黑蘭的街道上。隨著與不同身份不同年齡的乘客的交流，伊朗的社會風貌和現狀，便可由此管中窺豹。
作為一部偽紀錄片，影片完全是以一種日常生活節奏進行的。賈法·帕納西始終保持著微笑，像在生活中一樣開車，也像在生活中一樣交談。事件不是順序發生，而是與突發事件相互交叉。
以這樣的節奏，隨著不斷更換的客人，觀眾也會隨著每段故事思考，不知不覺地進入到導演所表達的生活哲學中。
賈法·帕納西甚至不掩飾自己的身份。認出他的乘客不斷地提醒他——「伍迪·艾倫的《午夜巴黎》啊」——賈法這才想起這位乘客就是常賣給他盜版碟片的人。
賣碟人向賈法炫耀就算是沒拍完的電影，他也能夠弄到樣片。他甚至帶著得意的笑看著導演，「這些橋段都是您安排的吧？你以為我沒有發覺嗎？」好像作為擁有許多盜版光盤的人，自己已經自然而然地與創作者拉近了距離，甚至輕而易舉地能看出編排與真實的區別，而賈法只是笑笑，沒有否認。
面對這項總要小心翼翼的、並不光明的賣碟事業，賣碟人卻十分驕傲。「如果沒有我，你們能看到這些影片嗎？甚至是你，都要和伍迪·艾倫說拜拜了。」盜版碟販子卻成了文化交流的紐帶，這無疑是一件十分諷刺的事情。
毒舌又機靈古怪的小侄女也成為了賈法的乘客。一上車小侄女就滔滔不絕地指責起賈法來，但是當賈法反問她為什麼手機關機時，小侄女更加的理直氣壯。
「因為我想你了。奶奶告訴我，她想你的時候就故意不接你電話，為了讓你擔心，你就會來見她。」
這就是孩子的生活智慧，有樣學樣地從長輩那里拿來，用在自己的身上。
賈法同樣和小侄女談到了電影的問題。小侄女提起學校要拍一部電影，於是她和賈法一起編了一個故事。故事編完，小侄女搖搖頭，這個根本不能發行，所有的導演都知道，難道你不知道嗎？
賈法問小侄女如果真相就是這樣呢？小侄女思考了一會兒回答，「如果真相是負面的，那就不要它拍出來。」
於是在小侄女的電影里，她拍到一個拾荒小男孩撿走了別人掉出口袋的錢，為了讓小男孩成為自己電影里的英雄，小侄女主動與拾荒的小男孩交談，只要小男孩把錢還回去，自己就會給他5個托曼。在小侄女看來，拾荒小男孩悲慘的生活不算什麼，重要的是自己的電影，由於自己想要歌頌犧牲精神，所以小男孩要是不照做，自己的電影就算完了。
因此電影到底意味著什麼，是真實感情與現狀的呈現，還僅僅是自我欲望的滿足與表達？
當學導演的藝術生向賈法提出自己的困惑，他覺得自己看完了許多書與電影後依舊沒有靈感，而賈法將自己對於電影的感悟傳達給他，「這些都是別人做過的，真正的靈感要去別的地方找。而從哪里去找，這也是最困難的。」
當藝術生迷茫於應該看哪部電影時，賈法告訴他，「所有的電影都值得一看。」
整部影片都採用了偽紀錄片的拍攝形式，將現實與虛構的邊界模糊化。以安裝在儀表盤上的攝影機為主要視點，配合手持的相機或者手機鏡頭。鏡頭語言雖然很簡單，但以眾生相來完成自己的表達並不簡單。
選擇以計程車司機為職業，正是因為這個職業與乘客之間相遇的偶然性，而車本身的空間性將故事牢牢地固定在其中。從兒童到青年到中年以及自己對於電影的理解；從不同社會階級在影片中傳遞的關注與需求……
賈法·帕納西在一字一句斟酌之間，將自己對於生活的見解以及對於伊朗的看法傾註到創作中。對於他來說，只有不斷地感受與創作，「我才能尊重自己，感受到我還活著。」
一路下來，即是一生。
專注在 兩性、愛情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