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悲情城市》相比，我們的生活真的容易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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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廣告語常說，「進入一部電影。」而有些電影卻是，「進入他人的生活。」

1989年《悲情城市》，便能帶觀眾重回台灣20世紀40年代末的市井生活。

那時早已成名的侯孝賢憑借這部作品將自己的事業推向了最高峰，華人電影史上第一個國際重量級獎項——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金馬獎最佳導演，都贏得毫無爭議。如果《活著》代表張藝謀的巔峰，那《悲情城市》就代表著侯孝賢的巔峰。

從時代背景和電影整體觀感來看，《活著》與《悲情城市》十分相似，兩部影片都是講述小人物在動蕩年代的經歷和遭遇。

不同的是，《悲情城市》不是基於小說改編，而是採用原創劇本。故事的時間跨度更短一些，主要情節集中在1945年日本投降二戰結束，到1949年12月之間。

這段時間的台灣剛剛光復，結束了自從馬關條約開始被日本人統治的時期、開始進入中華民國時期。剛剛從戰爭中得到解脫，台灣人民並沒有馬上走出陰影，《悲情城市》的許多台詞都透露出，人民適應兩種時期的變化，是需要時間的。

在吳寬榮與友人交談的一場戲中，物資缺乏，物價飛漲，百業蕭條，人民大量失業的社會狀況顯露無疑。

但是，電影給人的感覺卻不是在變化，而是停滯。

眾所周知，長鏡頭是侯孝賢的主要特色。長鏡頭可以分為固定長鏡頭和運動場鏡頭，如果要表現「變化」，自然是選用運動長鏡頭，而《悲情城市》中更多用到的，是固定長鏡頭。

並不只是因為這是侯孝賢喜歡的，更因為那段時期的台灣，是停滯不前的。

158分鐘的片長只有共222個鏡頭，平均每個鏡頭一鏡就是大約43秒。其實很多鏡頭都是持續好幾分鐘，這使得演員的演出有種被「紀錄」的感覺，極具真實感，觀眾就好像正在窺探著他們的生活一樣。如果你能融入到故事和角色，那麼就會容易有種進入角色生活之中的感覺。

無論場景有多混雜，一直固定的鏡頭給人一種冷眼旁觀的感覺，仿佛在動亂之中，時間是停止的。

這種時間的停滯感還體現在角色身上。

類似於小說《百年孤獨》，《悲情城市》也是通過一個家族的興衰體現社會的滄桑變化，同樣是非線性敘事，所以觀眾可能會一時間弄不清家族故事中的人物關係。

所以觀影之前提前了解一下演職員表會有助於對影片的理解。

林家老爺子林阿祿似乎是當地曾經的黑道大哥大，他生下了4個兒子，年老之後把家族事業交給了大哥林文雄管理。

陳松勇憑借飾演林文雄拿到了金馬影帝，表面上脾氣火爆，實際上十分重視和關心家人的林文雄，穿著總是十分簡樸。停滯感在他身上是最強的，從1945年開始到最後，他都沒有太大的變化，猶如台灣的民眾，在那個動亂的時期，生活並沒有變得更好。

二哥林文龍去了南洋當兵，然後他的狀態就一直停留在當兵。

三哥林文良看似是一個動態角色，其實他的變化只不過是兩種狀態，一種是普通青年狀態，另一種是瘋癲狀態。而這兩種狀態分別也是停滯的，從一個正常青年變成癲癇病患者，顯然也影射著社會動亂對於台灣群眾的傷害。

另外，他的兩種狀態也是分辨時間線的重要依據。他正常狀態是1947年之前，瘋癲狀態是1947之後。

唯一有所變化的是梁朝偉飾演的老四林文清。同樣受到迫害的他曾想要改變自己的庸庸碌碌的狀態，只是最後他選擇了承擔愛情的責任。因為梁朝偉不熟台語的關係，這個角色被設定成了聾啞人，沒想到卻令故事的「悲情」更加悲情。

幾乎每一個角色都可以是一種影射，熟悉那段歷史的觀眾很容易就能對應出當時民眾的不同狀態，經歷過那段歷史的，那更加是感同身受了。所以在上映之後，《悲情城市》稱得上是台灣的「全民電影」，它還與後來的《戲夢人生》、《好男好女》合稱為「台灣三部曲」，真實而藝術化地反映了台灣20世紀中後期的人文歷史。

《悲情城市》著重反映的無疑是1947年2月28日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因為當地警員查緝私煙時打傷煙販，並誤傷百姓，民眾不滿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處理方式，台北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

此後台灣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戒嚴，電影沒有特地把氛圍渲染成像美劇《使女的故事》那樣的白色恐怖，但好幾個情節都能顯出戒嚴時期的人心惶惶。比如一個別人密報的理由，就能夠隨意抓捕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