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在搬家的故宮文物，什麼時候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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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總是在搬家的故宮文物，什麼時候能回家？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籌建以來，從陸續清查回收被溥儀

原標題：總是在搬家的故宮文物，什麼時候能回家？

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籌建以來，從陸續清查回收被溥儀等人帶離的故宮文物開始，直到大張旗鼓運行6年後，戰爭爆發，為了躲避戰亂焚毀，文物們又經歷幾次大型的遷徙轉移，歷時十餘年。後來部分輾轉台灣，好不容易在台北故宮覓得一片安靜地待了幾十年，前兩天又聽說台北故宮閉館三年，文物即將南遷嘉義。

似乎從故宮博物院籌建開始，故宮的文物們好像就沒過過什麼安定祥和歲月靜好的日子。

九·一八事變後，京津危急，聯想到70年前圓明園的那場大火，加上當時華北各高校紛紛請願南遷，以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為首的一眾故宮的老學者們，提議也將故宮中保存的珍貴文物南遷。

然而這個提議剛剛傳出的時候，立刻受到輿論的反對，反對的聲音中包括不少有識之士，比如魯迅和胡適。魯迅曾在雜誌上發表「寂寞空城在，倉皇古董遷」，「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的諷刺詩句。胡適則是擔心文物在運輸路途中的損壞或偷盜，他更寄希望於通過國際干預來保障文物安全。

反對和抨擊愈演愈烈，北伐大將李左翔要求拍賣文物，購買500架飛機用於抗日。故宮內部的分歧也很嚴重，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等人還發起「北平民眾保護古物協會」，在太和門集會宣言「誓與國寶共存亡」，並給支持和參與南遷工作的人員打騷擾電話、寄恐嚇信，甚至鼓動人們將出入故宮的各個大門給堵了起來。

主張南遷的人們一邊忙得焦頭爛額，一邊應付故宮內外各種反對的浪潮。日本人也來插一腳，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言論，「此等寶物，由中國國家或民族保管，最為妥當，誠為當然之事。然現處政局混沌狀態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為致力，以盡保管責任，蓋亦數之自然也。」

值得一提的是，提出南遷主張的馬衡館長，有一個兒子馬彥祥，是家中的次子，時任天津《益事報》「語林」副刊的主編。北京城內局勢一天天緊張時，馬館長正和故宮同仁忙於文物清點裝箱，每天為不同性質文物包裝絞盡腦汁。馬彥祥卻在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跟父親唱反調，他在文章《舊事重提說古物》中說：「因古物之值錢，結果弄得舉國上下，人心惶惶，束手無策，這種現象，想起來實在有點好笑。我們國難一來的時候，不是大家都眾口一詞地說‘寧為玉碎，勿為瓦全’麼？現在為了一點古物，便這樣手忙腳亂，還說什麼犧牲一切，決心抵抗？要抵抗麼？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

此時的馬彥祥根本不會想到，4年後，他卻也冒著戰火，參與到了押運故宮文物南遷的行列之中。

同樣「口嫌體直」的，還有最初不讚成文物南遷的、故宮博物院秘書處的吳瀛，故宮博物院的創辦人之一。

1933年1月，山海關失守，北平城內，烽煙即來，故宮博物院緊急申請獲準南遷計劃，吳瀛臨危受命，出任文物南遷總押運官。但由於反對南遷的人員發動搬運工會抵制，使原計劃當月開始的南遷行動被迫推遲。

直到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嚴，第一批文物才終於在100多名荷槍實彈的憲兵與警察的護送下，從神武門廣場出發，被運往前門西站裝上專列。2月6日凌晨，列車秘密啟行，為躲避日軍，特意繞道西南，再由西至東，運抵上海。從2月6日起至5月15日，這場中國史上最大的國寶大遷移，第一階段共分為5批次先後運至上海，共計19557箱（其中故宮文物13491箱，北平古物陳列所、太廟、頤和園、國子監等托運托管6066箱。）

由於出行匆忙，前方路途未知，後又有日軍轟炸，為搶救文物，負責押運的約20名故宮專家們只能匆匆告別家人，便踏上迢迢南遷路。文獻學專家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描述當時的情景，「溯當日搶運文物出京工作，其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發。」

文物成功南遷後，為了保證其保存環境的專業和安全，國民政府專門在南京朝天宮新建了一座文物收藏庫房。庫房為鋼筋水泥建築加山洞，密閉式結構，還裝備了空氣調節設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文物庫房之一。1936年12月，南遷文物由上海轉運南京朝天宮庫。隨之一起入庫的，還有不少陸續從其他保管機構遷來的文物，比如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幾百箱珍貴古籍，其中還有64箱梁啟超的寄存書籍。

早在1932年年末，故宮工作人員專注文物南遷的時候，幾位英國收藏家對故宮的文物產生了興趣，在跟教育部和故宮方面的多番溝通後，他們開始籌劃在倫敦舉辦一場大型的中國藝術展覽。

1935年6月，上海招商碼頭，那志良等數位故宮人帶著700多件南遷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國「薩福克」號遠洋艦，遠赴英國舉辦的故宮文物展。赴英的那年，那志良才26歲，但他17歲就「入宮」，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此時已經是經驗豐富的博物院「老人」了。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展的中英工作人員與「薩福克」號艦長等人合影。

當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展，是20世紀故宮博物院最大規模的海外展覽，也是中國的珍寶第一次在國外系統的展覽，在英國乃至其他歐洲國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後來在剩餘文物的遷移途中，故宮人們又陸續在國內舉辦了數場展覽，上海、南京、成都、重慶、貴陽……在重慶展覽期間，經常有敵機來襲，因此展覽說明書上有一句特別而醒目的提示「如遇敵機空襲，大家依次撤退。」

為1935-1936年倫敦的中國藝術展印制的《中國國際藝術展紀念圖錄》

不得不得的是，在這次南遷過程中，還發生過一個令人惋惜的插曲。

第一階段南遷上海的文物，是在第一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的主持下進行的。南遷以前，博物院報行政院備案後曾陸續「處分無關文史物品」，將一些當時認為不具備文物價值的茶葉、綢緞、皮貨及部分金銀器等變價處理，處理的費用則成為後來南遷行動的部分經費。

沒想到這件事在社會上引發質疑，有人以此控告易培基院長擅自盜賣古物。文物運抵上海後例行開箱檢查時，確實發現其中混雜有一些假古董，有人更是因此懷疑易培基等人借南遷之機對文物以假換真。這場指控最終導致易院長被迫辭職，由古物館副館長馬衡繼任院長。而易培基離開故宮不久，在1937年便黯然病逝了。

很多年後，在幸存的有關當事人們的努力下，法院終於開啟重審「易培基盜寶案」，審判的結果是，盜寶案的確是場冤案。法官給出的理由是，「處分無關文史物品」受限於當時對古物的勘定水平，而宮中的文物本身也存在一些偽劣古董，在危急情勢下倉促挑選、運輸，難保不發生鑒定失誤的情況，況且在記載文物目錄的檔案中並未發現疑似被調包的古物。

出展倫敦的文物在1936年安全返回中國，也是在這年底，大部分南遷文物陸續安放至設施完備的南京朝天宮。然而專家們還沒來得及松一口氣，更大的災難緊接而來。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滬會戰爆發，南京危在旦夕。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臨時做出文物西遷的決定，這一次的搶運任務更加緊急，為了分散風險，這次西遷的路線分為三條，依次是南線（途徑武漢、長沙、桂林和貴陽），中線（途徑漢口、宜昌和重慶），以及北線（途徑鄭州、寶雞和漢中），最終的目的是作為西南大後方的四川地區。

文物陸續西遷後的這年底，南京淪陷，南京城內爆發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時任古物館副館長的莊嚴（又名莊尚嚴），在文物南遷時是帶著妻子和三個兒子一同上路的，到第二階段的西遷時，他們走的南線，在輾轉貴陽的期間，莊家的第四個孩子莊靈出生了。莊靈後來跟隨家人和文物遷至更加偏僻的安順，一待就是5年，莊靈後來回憶跟隨文物西遷的日子，他說自己在安順度過了一段窘迫卻快樂的童年。

貴州原本窮困,戰時又物資缺乏，莊嚴平日要跟同事們負責文物的清查和晾曬，以及號召當地人民幫忙建造保存文物的洞穴，家務事全部落到了太太申若俠頭上，為了貼補家用,申若俠每天要徒步好幾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學去教書。家里吃的是摻雜著谷殼稗子、石頭、稻米肉蟲的飯，就著醬油和摻了紅土的辣椒面，為了在窘迫的生活增加一點樂趣，莊嚴夫婦還跟孩子們調侃這是「八寶飯」。

在莊靈的記憶中，西遷的日子里，既有父親借晾曬書畫之機，為自己和兄長們講解傳世作品的美好畫面，也有冒著大雪連夜趕路，躲避低空盤旋的日軍偵察機的危急時刻。

西遷南路民眾幫助推車

走北線的梁廷煒一家也有相似的經歷，盡管規劃了遷徙路線，卻因為敵軍的轟炸一次次改道。梁廷煒是故宮博物院的文獻專家，祖上兩代人曾在滿清朝廷供職，在護送文物遷往陜西漢中時，差一點被日軍空襲打中，後來乘船從樂山沿大渡河西進途中還曾不慎落水。

梁廷煒後來把自己遭遇過的大雪封山、汽車翻覆、土匪騷擾、敵機轟炸等情況，還有沿途鄉農們幫忙整治險灘,疏理河道的故事，講給過同仁那志良，那志良後來把這些都寫進了自己的回憶錄里。而梁廷煒的兒子梁匡忠，在1941年的時候，加入父親的事業，在17歲的年紀成為梁家的第四代故宮人，他後來在峨眉娶妻生子，押送故宮文物的隊伍逐漸壯大。到1943年左右，西遷的故宮文物陸續分批抵達四川的巴縣、樂山、峨眉地區。

除了官方主導的、主線的西遷文物，民間也有眾多機構、學者、收藏家自發向川、渝等地，甚至海外轉移古物、古籍，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在國立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同禮和胡適的主導下，3萬多冊南遷的珍貴古籍，從日軍眼皮底下運出，一年後全部運抵美國國會圖書館暫存。

不同的線路，不同的文物遷移目的，除了走完全程南遷路的20位故宮人，還有各界的學者，普通的士兵，無數在沿途幫忙轉移、掩護、保護文物的平民百姓、工人、眷屬，在抗戰時期，共同組成了搶救民族文化的浩蕩洪流。

抗戰勝利後，十多年來歷經種種險阻磨難的故宮文物終於得以回遷，到1947年底全部安全運回南京。馬衡院長在北平廣播電台作了一場名為《抗戰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講，演講中說：

「抗戰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險遭滅頂之災，例如當9000多箱文物由重慶運往樂山途中暫存於宜賓沿江碼頭時，重慶以及宜賓上遊的樂山和下遊的瀘縣都遭到敵人的狂轟濫炸，唯有宜賓幸免；長沙湖南大學圖書館在文物搬出後不到4個月就被炸毀；重慶的幾個倉庫在搬出後不到一個月，空房也被炸掉；從南鄭到成都時，存放在南鄭文廟的文物運出後剛12天，文廟就遭敵機投下的7枚炸彈夷平。像這一類的奇跡，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於國家的福命了。」

馬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