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越強調現實，越被現實所奴役

徐知遠

幾天前的一個夜晚，我再次看了電影《日瓦戈醫生》。精彩之處仍不可勝數，一個片段給我印象尤深。醫學院的學生日瓦戈，抱著幾本書乘坐老式電車，跑過莫斯科街頭，臉上充盈著希望、好奇、單純……生活正在向他展開，一切皆有可能。

多年來，我總是期待在北京街頭看到腋下夾著書籍的青年人。他們可以神色匆匆，也可以散漫不羈，書是他們通往未知世界的船票，也是抵禦外界庸俗的城牆。

出人意料的是，我一次也沒碰到過。在這座超過一千萬人口的城市里，在熙熙攘攘的馬路上，在餐廳里、地鐵車廂中、公園的長椅上，我很少碰到真正的閱讀者。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當然會有人正在讀些什麼，可能是一本書、一份雜誌、一張報紙，或是一個iPad的螢幕。但是，這些印刷品與螢幕，似乎都失去了書的意義。它們不提供生活的另一種可能，迫使他們追問人生的意義。它們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幫他們獲得更多的生存技巧。

總而言之，它們不提供另一種邏輯，只加固原有的邏輯。此刻，現實的、可見的、物質的力量吞噬了一切，幻想的、縹緲的、精神的領域不斷萎縮，甚至變成了一種笑料。

人們羞於談論自己的內心、人生的理想，不自覺地貶低知識、思想、精神的空間，認定它們不合時宜、軟弱無力。

倘若你在餐桌上向人問起最近在讀什麼書，談談對於約瑟夫•布羅茨基的看法，多半會引發莫名的眼神。人們甚至恥於提及一些詞匯。在王蒙高聲說「躲避崇高」十多年後，人們不僅躲避它，還譏諷它、踐踏它。

這一切並不難理解。倘若放在世界歷史的框架中，此刻中國的精神狀況，與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胡薩克時期的捷克、八十年代的匈牙利都有相似之處。一套意識形態系統崩潰了，生活在精神廢墟之上的人們無所適從，甚至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困境。

一套話語系統都已被污染，所有的詞匯都失去了本來的意義。

在把「知識越多越反動」、「臭老九」的標籤貼在知識分子身上之後，「知識」與「知識分子」不僅失去光環，還是無用的象徵；不斷高唱的「理想」，讓「理想」變成了欺騙的代名詞……這種情況，因為新生的大眾文化、商業文化，而變得更加嚴重。

這種被欺騙感實在太強烈了，以至於人們選擇了什麼也不相信。但生活必定需要某種穩固的東西，來抵擋生命必然的脆弱。於是，所謂的現實的、可見的、物質的東西，不僅占據了我們外在的空間，也填充了我們的精神空間。

在一段時間里，它似乎真的填充了人們的空虛，物質也帶來了新的自由。而那種什麼也不信任的態度，似乎也讓我們感受到某種自由和尊嚴，它多少印證那句名言「玩世不恭其實是帶著面具的良知」。

這短暫的交易已經到期了。物質的力量，不再能緩解精神的空虛，反而開始加劇焦灼。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前所未有的物質化的一代，卻也表現出罕見的茫然無措。

因為不習慣談論理想、書籍、詩歌、人生，一套房子、一個新款的背包就變得至關重要。他們越是強調現實生活的重要性，現實就越是折磨他們。

「玩世不恭」也與良知脫離了關係，很多時候，它僅僅是「玩世不恭」。昔日的嘲諷對象，早已瓦解。「嘲諷」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強大的、應被警惕的力量。

正是精神世界的獨特性、自足性，讓每個人不同，讓他們抵禦被濫用、踐踏的危險。

而這種獨特性、自足性的前提，是人們必須重新尋找到探索、描述自己精神空間的詞語、思想與情感。這並非是簡單地復制歷史場景，令北京的街頭出現日瓦戈式表情的青年，或是聚會上再度洋溢起八十年代生機勃勃、也經常不知所雲的高談闊論。

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方式，來確立自己的內在世界。但這種改變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把那些被玷污、扭曲的詞匯、情感拯救出來，給它們賦予本來的光彩。精神、思想、知識不僅不是脆弱、無力的，反而是一種永恒的力量，它們永遠在防止現實權力變得過分粗鄙與粗暴。

青年：時代矛盾的櫥窗

青年處於這個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承受著昂貴的房價、醫療和教育的系統壓迫，更承受著單一的成功價值觀的壓迫。為了生活甚至是生存，或者說以生活的名義，什麼都是可以被允許甚至鼓勵的，因此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青年文化景觀：這是最牢騷滿腹壓力重重的一群人，但同時又是最生機勃勃地在奮鬥，其實也就是變相地支撐整個不合理的社會壓迫機制的一群人。

這個時代最深刻的矛盾都濃縮在青年群體的心靈之上，可是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卻不願意真實地面對這種矛盾性，寧可以小清新或自嘲的方式戲謔地化解這種矛盾。不是活出時代的矛盾，而是學會遺忘時代的所有矛盾，活在時代的表層並淺嘗輒止於其中，成為一種流行的生活態度。

今天的中國青年仿佛一盤散沙，在精神上是孤獨的，在生活上是孤立的。因為很少直接地介入現實，赤裸裸地面對這時代的矛盾，青年人的激情就成為一種自我消耗的情緒，被普遍的無力感侵蝕，一旦面臨現實，就出現虛脫麻木的錯愕。人成了一堆無用的熱情。

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了主導青年群體的意識形態，所向披靡且政治正確(消費刺激內需拉動GDP增長!)，威權主義的政治結構卻也同時向青年人滲透。從一個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青年群體本就需要獲得安全感，那麼消費的自由、物質的共性，似乎在提供一種「共同語言」甚至安全感。這種自我觀，是建立在消費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物化自我。在這種價值觀的引領之下，青年人不是在消費，就是在為消費自由而奮鬥的路途之上。而在一個消費者社會，消費品不斷地更新換代，追逐永無止境，幸福感與消費能力捆縛在一起，這些青年便仿佛被扔進了一個無底洞。

這樣一種青年文化培育出來的心智，往往對他人的痛苦缺乏一種感通的能力，而對於個人與政治之間的相關性也缺乏一種體認的直覺。這種青年文化崇奉的是贏者通吃的成功哲學，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社會各種資源，而最少地承擔對社會的公共責任，這自然跟主導整個社會的功利化和勢利風氣有關。三十多年來市場導向的逐利潮流，滋養的就是錢理群先生所憂懼的一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這種私人生活領域的奮鬥，又與面對公共議題的犬儒有機結合了起來，因此就孕育了一種奇特的青年文化：一種順從性的奮鬥精神，在時代設定的某種框架內角逐現實目標的氣質，對於那目標本身，卻又缺乏反思的自覺與資源。

空虛、無意義、苦悶、糾結、空洞等消極的情緒，瘟疫般在這個群體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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