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雨綺,你知道你住的地方有多牛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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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刀離婚之前,張雨綺住在思南公館,思南公館在思南路,思南路原來位於上海的法國租界內。

思南路一開始叫馬思南路。1912年,法國音樂家儒勒·馬思南(Jules Massenet)去世。為了紀念他,兩年後這條法租界裡的馬路落成時,被命名為馬思南路。三十年之後,法租界被汪偽政權收回,馬思南路改名藍田路。1946年,藍田路更名為如今的思南路。

思南路和香山路的路口,有一棟洋房。1918年,一名剛剛從廣州軍政府大元帥位子上辭職下來的52歲中年人,帶著他25歲的年輕妻子來到這裡住下。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這名中年人把他手創的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年人還在這裡完成了他的《建國方略》,他叫孫中山。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之所以能長盛不衰,住在思南路70號的浙江人張靜江居功至偉。1905年,他與孫中山在赴法的輪船上相遇,一見如故之後成為終身摯友。張靜江出身巨商世家,因此他成為了孫中山最為倚重的財源。為了支持反清起義,張靜江不惜變賣他在法國的資產。無論是同盟會時期、辛亥革命時期還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張靜江都是孫中山最重要的天使投資人。

1915年,張靜江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財政部長,居上海經商為孫中山籌款。一開始張靜江住在南京路,後來輾轉數次,終於住到思南路的花園洋房裡才安定下來。

這時有一名同鄉名叫蔣志清,因為生活潦倒無著,多次找張靜江借款。張靜江對蔣志清頗為看好,不但時時慷慨相助,甚至與他結拜為兄弟,資助他去日本振武學堂深造軍事。1919年,在張靜江的家裡,蔣志清認識了上海女子陳潔如。在張靜江的撮合下,兩年後蔣志清和陳潔如成婚,證婚人正是張靜江。

蔣志清在人生低谷時,是張靜江大力提攜他。1918年,是張靜江向孫中山推薦蔣志清擔任上校作戰科主任;1922年,孫中山被陳炯明炮轟時,張靜江讓蔣志清到中山艦上去與之共患難;1924年,張靜江力薦蔣志清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可以說沒有思南路花園洋房裡的張靜江,就只有一直落魄的蔣志清、沒有後來權傾朝野的蔣介石。

而張靜江為了扶植國民黨兩代領袖,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後來為了籌款,他不得不賣掉思南路的6棟花園洋房。而他自己的居所,主人也換成了李石曾,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子、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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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當蔣志清正沉浸在與陳潔如的新婚燕爾中時,思南路46號是法租界巡捕房所在地。此時的上海灘大佬黃金榮,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實際話事人,他手下的得力幹將程子卿,當時已在法租界巡捕房當了十三年巡捕。

7月30日晚,程子卿接到情報,突然現身距思南路直線距離一公里外的望志路樹德裡。他身穿普通的灰布長衫,掀開門簾探視。房內人問他所來何事,程子卿推托說找社聯的王主席,然後匆匆離去。

正在房間內開會的十多個人覺得情況不對,他們略作商議之後當機立斷:終止會議、迅速離開。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兩個人一個叫周佛海,另一個是前北大圖書館助理館員、28歲的湖南人。

離開後不久,從巡捕房前來的警車和大批探員沖入這裡,翻箱倒櫃、嚴密搜查。沒有搜到任何東西、悻悻離去的巡捕,第二天頒布了一條新規定:任何在法租界內舉行的會議,都必須提前48小時進行申請。這些巡捕那時當然不知道,從他們眼皮下順利離開的這十幾人,後來將會做出怎樣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來。

在這次事件的前一年,思南公館就已經在思南路上開始成形了,首批花園大宅拔地而起。之後的十年裡,大批軍政要員、企業家、知名藝術家和社會名流相繼遷入此地,使思南公館成了上海上流社會的居停匯聚之所。

「我現在住的法租界馬斯南路寓宅,依我經濟狀況論,實在有點負擔不起她的租金了。我早想搬家,結果還是捨不得搬。為什麼呢?就為馬斯南是法國近代的制曲家,我一出門,就要想他拉霍爾王少年維特的歌劇。再在夕陽下時,散布在濃密的桐蔭之下,左有高耐一街不啻看見西特和霍拉斯悲壯的布景,右有莫裡哀街,好像聽見偽善者和厭世人的苦笑,前面橫貫新拉斐德路……我行在法國公園,就當她是盧森堡,我蹣跚在霞飛路,就當她是香榭麗舍,這些近乎瘋狂似的異域情調,就決定了我的不搬家。」

這是以《孽海花》一作成名的作家曾樸的文字。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孽海花》「結構工巧,文采斐然」,把它列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但曾樸雖然出身科舉,卻是法國文化的狂熱崇拜者。1927年,他住在思南路81號,洋房中的陳設與萬里之外巴黎的家庭毫無二致。在這裡,曾樸和兒子曾虛白舉辦法國文化沙龍是常事,邵洵美、鬱達夫、陳望道等知名文化人常常出入於此,他們抽煙喝茶吃水果,客廳裡的燈徹夜通明。

但曾樸最後還是沒能在思南路終老。1931年,他搬回故鄉江蘇常熟。只是有人走就會有人來,辛亥革命元老、二次革命主將李烈鈞搬進了思南路91號,而四川軍閥楊森搬進了思南路36號。

在參加淞滬抗戰前,楊森一直住在這裡,廣交各界名流。後來他上了抗日前線,這裡就住進了黃金榮的小妾金素琴、金素文姐妹。金氏姐妹是京劇演員,想要拜師學藝,於是乾脆就近拜了鄰居、住在思南路87號的另一名京劇演員為師,那人叫梅蘭芳。

梅蘭芳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離開北京、全家遷居上海的。他對房子的要求是「地段不要太熱鬧,房子不用太講究」——結果一眼就相中了這棟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四層花園洋房。樓房前有個頗大的花園,梅蘭芳常在園中散步、吊嗓子。樓中最高一層由梅蘭芳的嶽母和女兒居住,梅氏夫婦住在三樓,二樓是兒子的臥室,底樓為仆人居住,還有車庫。

梅蘭芳一直在這裡住了25年。其間他在這裡接待過訪華的美國電影大師卓別林,也在上海陷落後蓄須明志不為日本人演戲。他藝術生涯的巔峰不在思南路,但人生最燦爛的一筆卻留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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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藍田路改名思南路的時候,一位相貌英偉的中年人,帶著一個代表團搬進了思南路73號,他姓周。

1946年,國共在日本投降後舉行第二次國共合作,來自延安的代表團在思南路73號設立了第一個公開的辦事機構。由於國民黨不允許設立正式辦事處,革命元老董必武一錘定音:「不讓設辦事處,就稱周公館!」於是從此大門的牌子上就有了中文「周公館」。

當中年人在這裡工作和生活時,往往賓客盈門。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陶行知、梁漱溟、史良等民主人士,往來的身影不絕如縷,絲毫不懼對面樓上的暗探窺視。

不到一年,代表團被迫撤走。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在兩年後就會回來。

民盟領袖羅隆基,當時就住在思南路71號。曾在這條路上居住的名流,還有民國元老柳亞子、國軍上將盧漢等人。只是風流總有一朝雨打風吹去,曾經繁華的思南路,後來也經歷了一番跌入紅塵的坎坷。

1999年,上海即將進入新世紀時,負責「思南公館」項目啟動的同濟大學教授盧永毅,面對的思南路住宅區是這樣的景象:居住密度從曾經的每棟2戶變成了14戶,樓梯間全是煤氣灶,庭院裡到處是違章搭建和養的雞,門口的蔥油餅攤上方是雜亂無比的電線……

作家王安憶在《長恨歌》裡,對此滿懷唏噓:

「最妙的是花園洋房,不要進門,只看院子,便可知道那裡的變化。院子裡搭了多少晾衣架呀,一個洗衣工場也不過如此。花壇處搭起了炊間,好端端的半圓形大陽台,一分為二,是兩個灶間。要是再走進去,活脫就是進了一座迷宮。尤其是在夜晚,你兩眼一摸黑,耳邊的聲音卻很豐富,油鍋爆響,開水沸騰、小孩啼哭,收音機播音樂,那是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圍攏來。你一動就會碰壁,一轉彎也會碰壁,壁縫裡傳出的盡是油煙味。你也不能摸,一摸一手油。這裡全都改了樣子,昔日的最豪華,今天的最局促。當年精心設計的建築式樣,裝飾風格,如今統統談不上。」

「思南公館」重啟的第十年也就是2009年,這裡的最後一戶住戶才搬走。從那以後,思南公館恢復了原有的品質,重新成為富商名流的聚居地,也是外地遊客流連忘返的場所。郭敬明拜金主義色彩濃厚的電影《小時代》,多金女顧裡就住在思南公館裡。網上討論的焦點往往是:她究竟住不住得起這地方?

如今在充滿歷史痕跡和家國記憶的這條思南路上,思南公館仍然是頂級去處,吃飯出來一抬頭就可能遇上靳羽西這樣的名人。幾乎全上海十個人裡九個人都知道的是:思南公館從來只租不售——也不清楚是不是只有張雨綺一個人不知道?

反正不管知不知道,都忍不住磨刀霍霍向老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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